六、著述 孟子晚年，除了继续收徒讲学，主要是著述，最终完成了《孟子》一书。

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有知识，常常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子，与孔子相比，就显得非常可笑了。当时就有人认为，孔子是天生的圣人，但孔子说，他从未见过圣人，更何况他自己。

但这并不只是专业特长。可见，学与思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不可偏废，才能获得完整而有系统的知识。[55] 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是不要在口头上夸夸其谈，而要在行动上把事情做好，这就是好学。[15] 读书三年，却不想去做官，甚至连做官的念头都没有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对于这样的学生，孔子是赞许的。但后来有所谓三礼之说，即《仪礼》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。

[7] 孔子将修德、成德提到很高的地位，视为教育的根本任务，就是为了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，体现出社会价值。孔子教育学生，当然以完美为最大愿望，但是如果达不到，则只要奔着这个方向进行，即使有些过与不及，也是好的。孟子曰：无或（即惑）乎王之不智也。

良知就是善性的自我知觉，这种知觉完全是自发的，或出于本能的，因而需要思即反思，从而作出理性判断，但它本身就是具有普遍性的，不是个人的，亲亲与敬长既是良知，又是善性（仁义），因为它能够通行于天下，只需赋予理性形式而已。因此，对君子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要加强自身的修养。[8]《孟子·告子上》7章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君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

所谓统一，也不只是只有自上而下的下贯之义，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上达之义。如果不是以西方的主体论为依归，孟子的主体论是完全可以谈论的，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

当情感体验活动发生时，理义便呈现出来，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喜悦。但是，今人对良知的解释，并不完全一致。人生的智慧，是以仁为基础的，而仁是由自己决定的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。因此，人人都会由此而生出一种喜悦之情，悦是一种自我体验式的道德情感，孟子称之为理义悦心。

君子有终身的忧患，却没有一时的患难，这意思是，君子以不能完成内在德性为忧，而不以碰到外在的遭遇为患。五、反求诸己 孟子通过人性论，建立了道德自律学说，确立了人的道德尊严，为人的内在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，同时也为人的幸福指出了方向。至于一时的患难，并不是没有，而是君子并不以为患。反过来说，喜悦之情是以道德理性为其自身对象，也可以说是情感的自我理性化、对象化。

[18]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二十八章。这是能够保持尊严的唯一方法，君子之所以值得尊敬，就在于此。

居天下之中央而安定天下的百姓，是君子之所乐，却不是君子之所性，可见，君子之所性，比君子之所乐更重要、更根本。前面我们已经陆续地谈到这一点，现在再集中地谈谈这个问题。

那么，外物皆备于我就只能是皆备于心。但是，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，是向内而不是向外，是内求而不是外求。正因为不同的环境对于人性有不同的作用，因此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使人性得到全面发展，这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思想。如果无人阻止而自己不仁，那就是不智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[14] 里仁者居仁，即居于仁德。

放失而不知求，才是最大的悲哀。另一方面说明，它又是情感这一存在的本质。

而道德感则完全是一种自悦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

人心的共同之处就是理，就是义，圣人只是先于我而自觉到人心的共同之处。《诗》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

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孟子是不是有道德本体论的思想呢？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但是，人之所以失其本心者，是有原因的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受外部环境的作用，特别是受物质利益的引诱，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唯一目的。扩充既是尽心之事，也是存心之事。

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

良能是从能力上说的，良知是从知识上说的，但二者又是不能分开的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。

仁义虽是人心所固有，但也容易放失，即受到摧残。[12] 冯友兰：《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》，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，第11页。

一个薛居州，虽然是善士，却不能改变整个的环境，正是整个大环境能使人性发生改变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但是，就人性而言，它又是普遍的、人人具有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心也有普遍性，即人人有同心，这就是道德心。还有人解释成万物的意义在我心中，即万物因我的意识而有意义。

[22]《孟子·告子上》八章。[23] 巴掌大的桐树梓树，如果想要使它生长，都知道如何去培养。

如果失去了滋养，任何东西没有不消亡的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感性，悦便无从说起。

[19] 过去有人将万物皆备于我解释成万物存在于我的心中，因而是主观唯心论。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。